减税和减费的更大效果在于稳定预期。

中国金融科学院院长/视觉中国记者/何斌本文首次发表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第890期。税费减免是NPC和CPPCC代表每年的热门话题之一,今年的NPC和CPPCC也不例外。

根据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量化目标和任务的落实情况,2018年全年企业和个人共减免税费1.3万亿元。

这意味着,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1.1万亿元减免税任务在当年超额完成。

目前,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转型时期,税费减免已经摆在突出位置。

减税和减费的根本目标是使中国经济增长,通过反周期调整确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,赋予供给侧结构改革功能,确保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。

2019年减税的特点是什么?如何在减税和稳定增长之间取得平衡?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中国金融科学院院长刘尚希在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独家采访时指出,今年的减税政策不仅要达到扩大内需、降低成本的效果,还要注重稳定预期,使企业能够有长远的预期,增加长期投资,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。

从优惠减税到包容性减税,从税基减税到税率减税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2018年减税和减费任务能够超额完成的原因是什么?刘尚希:2018年,中国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。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决定和安排,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减税和收费。

减税和减费包括两个方面:减税和减费。

其中,成本降低包括行政成本降低和社会保障成本降低。这两者完全不同,但总的来说,它们都给企业带来了负担。

2018年,中国的减税远远超出预期,因为中央政府已经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行了调整,并加大了减税力度。但是到2019年,减税将会更加有力。这也是考虑到经济下行压力而做出的决定。这不仅是稳定增长的需要,也是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势头的需要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减税和培养新动力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?刘尚希:要培养新的动能,必须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,使它们不仅具有眼前的活力,而且在投资、研发、创新等方面都有长远的计划。

只有这样,企业的活力才能持续,为结构优化、转型升级提供动力,从而形成新的动力。

减税只是一项政策,新势头的培育需要各种政策,包括财政政策、货币政策、产业政策等。只有各种政策形成合力,才能真正对企业产生全面的影响。

事实上,除了相关政策之外,改革也非常重要,包括要素市场配置、土地制度、金融制度、社会制度和国有企业制度。在这些领域,应当加快改革,以便更好地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与过去相比,今年的减税有哪些特点?刘尚希:我认为有四个特点。一是减税将会更加有力。

在这一点上,政策信号已经非常明确。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增加减税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必要性。市场也预料到了这一点。

第二,减税将得到改善。

一方面,从优惠减税向包容性减税的转变实际上始于2018年底。

另一方面,从税基减税到税率减税。

过去,主要通过税基提供的优惠政策通常有三至五年的期限,而通过降低税率减税是一种更明确、透明度更高的方式。

第三,它可以更有效地引导期望,提高期望。

因为通过包容性减税和税率减税,确定性更高,因为税率下调一般需要法律程序,往往与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相结合,导致无期限减税,每个人的预期更加稳定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,与2018年的减税相比,今年的减税更符合中央政府的“六个稳定”要求,尤其是在稳定预期方面。

第四,减税效率更全面。

此前的减税主要集中在扩大内需和降低成本上。今年的减税更多的是为了稳定预期。它们不仅具有稳定预期的效果,还具有扩大内需和降低成本的效果。这也是2019年减税的一个主要特征。

中国新闻周刊:税率调整通常与税制改革相结合,需要立法程序。减税是一项相对紧迫的任务。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?刘尚希:税率实际上是一个决策过程,涉及到修改法律的过程,或者有些甚至由法规规定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。

例如,增值税现在只是一项法规,但下一步是出台一项增值税法律,目前正在研究和起草。

换句话说,任何税收要素的调整,例如税率的变化,都必须经过法律程序。“税收法定”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基本原则,必须贯彻执行。

为促进税收法律程序,涉及税率,无论税收法律法规如何,都需要法律程序。

一旦进入法律体系,它将相对稳定,并将在引导预期方面发挥积极作用。此外,它将更加透明,并将对人们的社会心理产生直接影响,并具有更强的获得感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长期以来,中国的税制改革一直以“简单税制、宽税基、低税率、严格征管”为目标。我们应该如何平衡“宽税基”和“低税率”?刘尚希:我们常说“低税率”和“宽税基”。广泛的税基意味着过去一些零敲碎打的优惠政策应该减少。我们不应该对税基过分大惊小怪,否则税基会支离破碎。

现在我们有太多的优惠政策。优惠政策通常侧重于税基,并将其缩小一点。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,减税的力度有多大?我认为非专业人士很难计算清楚。

因此,从整个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,通过降低税率和减税,社会满意度和收益感会更大。

此外,通过缩小税基来减税可能在三到五年内有效。期满后,你不知道该怎么走。对企业来说,没有期望,也不能在投资、研发等方面制定长期计划。

因此,为了实现长期稳定的预期,我们必须从税基转向税率。

此外,从国际惯例来看,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也是通过税率而不是税基来评估的。

高税率会增加税收负担的痛苦指数。如果我们能够转向以税率为基础的减税,降低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及其在世界上的排名,也将有助于引导舆论,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。

因此,我们的减税方法将更多地从税基转向税率。应该清理针对税基的优惠政策,使税基更加完整。因此,税收的减少不会像预期的那样大。

需要强调的是,税基取决于两个方面,一是税制的规定,二是经济本身的发展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,税基随着蛋糕的扩大而扩大。

当然,做蛋糕只是理论上增加了潜在的税基。要真正扩大税基,需要通过税制的规定和征税对象来确定。

通过优惠政策的整顿,税基将会扩大,企业负担将会减轻,企业将更容易承担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在2019年之前,减税政策的重点是什么?刘尚希:如果2018年减税的重点是个人所得税和小微企业减税,那么2019年,我认为重点主要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。

因为我去年已经写了一篇关于个人所得税的文章,所以今年可以考虑企业所得税。

增值税已经完全覆盖,并且与制造业关系更密切,因为目前增值税有三种税率。制造业主要采用高等级税率,而服务业主要采用低等级税率。

因此,增值税税率的调整必将对制造业产生更大、更直接的推动作用,有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,摆脱当前的困境。

目前,许多资源、人才和资金流出制造业,不利于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稳定和制造业的创新发展。

因此,从政策角度来看,如何通过适当降低增值税税率来实现减税,不仅可以达到稳定预期、扩大内需、降低成本的效果,还可以准确定位制造业,为制造业提供更好的环境,促进制造业更好的发展。

中国新闻周刊:将增值税从三个改为两个的提议在过去的行业中已经提出。现在有什么突破吗?刘尚希:将增值税从三个改为两个是一个方向。这事迟早要做。目前,还没有制定2019年的具体计划,但可以肯定的是,增值税税率必须适当降低。

因为增值税是中国最大的税种,减税的重点自然应该放在最大的税种上。

而增值税税率的最高档恰恰是落在制造业,所以只要针对最大的税种,针对增值税的最高一档税率进行调整,毫无疑问,将会为制造业带来最大的政策效果。然而,最高的增值税税率落在制造业身上,所以只要有针对性地设定最大的税种,调整最高的增值税税率,无疑会给制造业带来最大的政策效应。

通过降低税费,许多企业的活力可以得到增强和扩展。换句话说,不仅有稳定预期、扩大内需和降低成本的宏观效应,还有实施结构性政策的效应。

由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“充分发挥结构性政策的作用”,今年的减税政策也将在这里发挥作用,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,特别是制造业的调整。

抱好期望是财税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。中国新闻周刊(China Newsweek):旨在降低企业税费,还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。下一步的重点是什么?刘尚希:社会保障费减免的问题实际上更多地涉及到大量的中小微型企业,因为这些企业过去大多没有支付适当的费用,甚至有些企业直接逃避了费用。

因此,一旦提出规范支付并移交税务机关征收,将给中小微型企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,甚至更大的担忧。

例如,他们担心他们会“结算后再结算”,并要求偿还他们以前错过或没有支付的社会保险费。

我们也可以从新闻报道中看到,一些小微企业因为这样的担忧而选择退出市场、取消业务,这涉及到稳定预期的问题。

因此,从社会保障费减免的角度来看,无论是征收还是改革社会保障制度,都需要进行重大改革。

严格征收是对的,但是过高的社会保障率也应该降低。

我认为我们应该从“适度收费”和“扩大收费基础”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。

首先,支付范围应该扩大。如果只有少数企业付款,他们收到的钱是有限的。即使这个比率很高,他们可能仍然无法维持收支平衡。

其次,适当降低收费标准,同时进行严格的征收管理。

当然,在支付标准方面,比如如何调整养老金支付水平的提高,也有一套规则给每个人一个期望。

我认为,在社会保障率和征收方式方面,不仅要给企业一个期望,还要给社会保障支付的受益人一个期望。这也非常重要。不仅养老保险,还有医疗保险等。,都需要给受益人一个期望。

如果对这些民生政策没有稳定的期望,只关注企业,那么这个制度就是不完整的。

否则,老年人可能会担心,社会保障率下降后,养老金得不到保障,医疗保险率下降后,医疗费用得不到保障。

这涉及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,必须是全面和综合的。

现在中央政府提出了“六个稳定”,其中稳定预期不仅针对市场主体,而且针对社会成员,针对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不同的阶层。不仅在经济方面,而且在生计方面,稳定预期都是必要的。没有必要做出过高的承诺,甚至“失去胃口”。

如果人民有期望,企业有期望,那么社会保障改革的压力就可以减轻。否则,这些压力将叠加在政府身上,政府将难以权衡利弊。

因此,在改革中,预期和沟通工作做得很好,许多压力将得到缓解,改革计划的实施将更加顺利。

在现代社会,政府与市场的沟通、与企业的沟通、与普通人的沟通以及与利益集团的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。

因为任何改革,特别是财税改革,每一步都关系到人民的“口袋”,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和长远利益,这种充分有效的沟通对财税体制改革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现行减税、减费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。

中国新闻周刊:对政府来说,它还需要稳定其财政收入预期。在你看来,你如何在减税和增加收入之间取得平衡?刘尚希:的确,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形势。经济衰退将导致下降。减税实际上会带来减税。社会保障削减也将带来削减。所有这些都会给政府带来开支压力。

由于一些刚性的社会支出,如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和其他支出难以减少,收支差距将会扩大。在这种情况下,赤字必须适当扩大,以提高赤字率,债务也必须适度增加。

然而,总的来说,如果赤字率适当提高,债务扩大,风险是可以控制的。

因为我们需要全面考虑风险。在金融方面,尽管金融风险已经扩大,但其他公共风险,如经济衰退风险,已经消除。

因此,金融风险和其他公共风险之间应该有一个权衡,这也是制定金融政策的基本原则。

也就是说,人们不能只看金融本身的平衡,否则金融风险可能很小,但其他公共风险很大,特别是在经济领域。在经济下滑的趋势下,税基和税源正在萎缩,这反过来又会增加金融风险。

因此,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培育新动力的作用,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“六个稳定”,兼顾短期和长期,总量和结构相结合。

不仅金融是可持续的,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可持续的。公共风险巨大,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。金融风险巨大,金融不可持续,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。

为了可持续,实际上有必要全面平衡各种公共风险和金融风险。在计划经济时代,我们有四大平衡,如外汇平衡、信贷平衡、财务平衡和物质平衡。

现在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条件下,主要的平衡应该是风险的平衡,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。

如果公共风险较大,适当增加一点金融风险来化解,金融政策就会更加密集。如果公共风险小,那么就可以降低金融实力,降低金融风险,实现两者的平衡,不仅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可持续性,而且实现金融本身的可持续性。
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:然而,金融风险应该如何化解?刘尚希:缓解金融风险有三种主要方式。一是财务管理,二是财务绩效,三是财务收支差距。

以财务绩效为例。性能有所提高。一美元换成了两美元,相当于节省的一半钱。风险自然降低了。

通过化解风险,经济发展将有更多的动力和新的动力,这意味着更多的税源将增加财政收入。

即使实施减税和降低税率,在扩大税基的条件下,财政收入也会扩大,财政风险也会降低。

当然,在生计保障和改善方面,人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期望,即他们应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,而不是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来实现高福利。否则,可能会出现类似于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。事实上,这也是风险的平衡。

因此,财务问题非常复杂。财政金融不仅包括“钱”,还包括“政府”。这个“政府”包括“政治权力”、“政治”和“政策”。

“钱”与“政府”紧密相连,“钱”本身与经济联系,“政府”与普通人联系在一起。只有当普通人认可时,政治才能稳定。这也是金融政策制定的逻辑和方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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